文 / 李安
1978年，當我準備報考美國伊利諾大學的戲劇電影系時，父親十分反感，他給我列了一個資料：在美國百老匯，每年只有兩百個角色，但卻有五萬人要一起爭奪這少得可憐的角色。當時我一意孤行，決意登上了去美國的班機，父親和我的關係從此惡化，近二十年間和我說的話不超過一百句！
但是，等我幾年後從電影學院畢業，我終於明白了父親的苦心所在。在美國電影界，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華人要想混出名堂來，談何容易。從1983年起，我經過了六年的漫長而無望的等待，大多數時候都是幫劇組看看器材、做點剪輯助理、劇務之類的雜事。最痛苦的經歷是，曾經拿著一個劇本，兩個星期跑了三十多家公司，一次次面對別人的白眼和拒絕。
那時候，我已經將近三十歲了。古人說：三十而立。而我連自己的生活都還沒法自立，怎麼辦？繼續等待，還是就此放棄心中的電影夢？幸好。我的妻子給了我最及時的鼓勵。
導讀：吳叡人（中研院台史所助研究員）
《自由之夏》可以做多層次的閱讀。在表層，這是一冊關於熱情與希望的社會學。在深層，我們會讀到一種憤怒與絕望的倫理學。
在表面的層次上，作者麥亞當的論證簡單明快。1964年由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組織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（SNCC）所推動的密西西比「自由之夏」運動，創造了一批年輕的白人激進份子，並且誘發了60年代中後期風起雲湧的學運、反戰運動以及婦女運動。不只如此，「自由之夏」經驗對這些白人青年有著長久深遠的影響，他們大多終生堅持理想，即使落魄窮途，依然不改其志。珍貴的第一手資料，與細緻的問卷所引發的當事人證言，醞釀出一種「實證」的奇妙氛圍，使平實的敘事產生了戲劇性的說服力，於是讀者不只獲得了知識，也得到了希望與安慰──社會學知識證明了理想主義是強韌、持久，而且抗拒背叛的。
然而希望與安慰是短暫的，因為深思的讀者會想到：所以麥亞當其實是在說，是黑人民權運動孕生了整個美國的「60年代」嗎？他是在說，被壓迫者的抵抗運動帶動了壓迫者內部的自省與行動，最終改變了整個主流社會嗎？如果是這樣，那麼又是什麼因素孕生了被壓迫者的抵抗？什麼因素創造了這批催生了「自由之夏」的SNCC黑人青年和他們的運動？Bob Moses，那個溫和羞澀，說話有點口吃，然而主導了「自由之夏」的26歲青年；Stokely Carmichael，那個瘦削的，以無礙的辯才將「black power」一語渲染成黑人運動綱領的煽動家；Fannie Lou Hammer，那個如農婦一般樸實，但卻在1964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揭發白人自由派偽善的志工──這些強壯的、黑色的靈魂，又是從哪裡冒出來的？什麼「社會學的因素」型塑了他們的信念、他們的理想主義，並且促成了他們的行動？
《自由之夏》沒有處理這些問題。作者把作為解釋變項的黑人民權運動當成故事的起點，一個被給予的既成事實，於是黑人的困境變成了白人的救贖。這是一個致命的空白，但同時也是通往深層文本的橋樑：它告訴我們，《自由之夏》其實是一個衍生的敘事。當深思的讀者穿過空白向深處走，會走進另一個文本──連續的，重疊但不同的文本：麥亞當的第一本書《政治過程與黑人反叛的發展，1930-1970》。我們必須將兩本書合併閱讀，才能知道《自由之夏》的完整故事，然而同時我們也將喪失安慰與希望，因為那個夏天的色調其實是灰暗的：社會學家描繪了一個由「政治機會結構」規律所構築的世界，在那裡，被壓迫者反抗行動的空間與策略受制於歷史與政治的脈絡，自由只是結構破綻的函數，而我們無從得知何時、何地，以及為何，結構會露出破綻，歷史會出現裂縫。
這是以除魅為志業的實證社會學冷硬的現實分析，然而為了生存，為了持久的抵抗，受苦的人還需要魅惑，某種希望的魅惑──比方說宗教福音的啟示、哲學的安頓、藍調與靈歌的慰藉，或者比方說，詩對命運的註解，像詩人Langston Hughes寫下的預言：
夢想被延後實現會變成什麼呢？/如陽光中的葡萄逐漸乾枯嗎？/還是如發膿的傷口滲出血水？/它會像腐敗的肉一樣發臭嗎？/還是會結疤、變甜，像一顆漿汁飽滿的糖果？/或許它會下垂如一團重荷。
或者它會爆裂？
受苦的人懷抱希望等待歷史的裂縫，然後爆裂。
延伸閱讀：
【開卷】吳叡人評《自由之夏》20110423
2011年五月號，第82期《人籟》論辨月刊
《自由之夏》精彩試讀——盡情照亮（一）
